经合组织称去年全球贸易大幅下滑

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立法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制定和完善，特别行政区制度逐渐法治化，并成为我国特别行政区制度最基础、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但事与愿违，孙中山的建党事业并未显示出太大的成效，直到后来借助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治援助而完成国民党的改组与改造之后，才轰轰烈烈起来。田：是的，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也不过只有8席，国共两党代表总和不超过一半。

[9] 张君劢先生对该部宪法用力颇深，在宪法草案正式通过之前即开讲该部宪法之基本原理与制度，对宪法之解释与宣传颇有美国式的联邦党人风范，参见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载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民盟为代表的立宪派不满足于此，提出了自身的立宪主张。由于严酷的内战环境，国民党需要的不是一部常态宪法，而是一部战时宪法，但又不能在制定之初即予废止，所以，这部宪法在实施之后最先动用的条款就是总统的紧急状态权力，这多少有些反讽。田：其实国共两党在政治协商中的真诚度都不及立宪派，双方在政治协商的同时都在加紧军事准备，而且局部摩擦不断，政治信任从未实质性确立。  1949年新政协的制宪与转型 田：共产党尽管在后期退出了旧政协和国民大会， 但有一个重要的成果， 即获得了民盟等立宪派的政治同情， 积累了与这些政治力量协商进退的政治经验。

与旧政协工作同步展开的是军事整顿与统编问题，我记得这也是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重点。这固然完美地贯彻了党的领导原则，但似乎破坏了政党自治与政党独立，似乎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并不是同一类事物。原先所设定的大会与常委会的基本构造，已发生部分结构性变革，由大会的实质最高地位逐渐转变为形式最高地位，由常委会对大会的从属性逐渐转变为常委会的主导性。

按照1954年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这一方案在1982年宪法起草过程中也有过讨论，也是现行宪法颁布至今学界基本形成共识的方案。〔39〕 从这一说明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大的监督只属于广义的监督，而实践中真正的监督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施的。〔46〕 彭冲：关于健全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载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页471。

在当选的方式上，以大选区制为基础，确保各参政党、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有当选的机会。在下一届人大选举产生到下届人大选出新的常委会之前，常委会与下一届人大同时存在，而产生它的人大已因下一届人大的产生而不复存在。

〔25〕 有学者提出疑问：这些都算是部分补充修改吗？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68。〔6〕刘少奇在宪法草案报告中亦明确指出： 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力……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结合起来行使。〔8〕 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有人提出，在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时，应当充分保证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显然，这是基于加强立法机关的有效性而作出的制度选择。

然而，现实中由于缺乏宪法保障机制，1954年宪法实施之后，国务院部委更迭频繁，那些频繁立、改、废的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均是常委会决定的，其数量远远超过大会所决定的数量，根本不符合个别任免的要求。人大常委会固然能高效运转，但它依然是一个代议制机构，不容许因便于开会而影响其代表性和民主性。下文主要以决定权为例来展开分析。（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

〔49〕 详细可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版，页91。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

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为此出国进行考察。这一方面会违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体制，另一方面因常委会民主性的稀薄，也容易引发民主危机。

例如，现行宪法增设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这有利于加强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51〕也有学者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后，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上，也产生了一些职权不明、界限不清等现实问题，主张本着职权法定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以及特定专属原则对大会与常委会职权进行划定。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委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通常，民主国家体制内拥有民主正当性的机构是由人民直接授权，透过选举的方式所组成。全国人大的地位是由宪法规定的，也是人大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45〕1982年宪法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全国人大的建设。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也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以便其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行使这一权力。1.  强化对常委会行使职权的监督，充分发挥大会的功能 实际上，现行宪法在体制上确立了维护全国人大权威、制约常委会职权的制度与程序。

〔42〕 许崇德：《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版，页162。〔13〕 参见1978年宪法第22条第（二）项、第25条第（三）项。

〔22〕 项淳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3年6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4期。例如，有学者认为，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这样就有力地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也加强了全国人大。下表是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成立以来立法数量上的总量对比（参见表1）。大会的作用渐渐为其常委会所取代，大会的最高地位越来越难以彰显。

（一） 监督的形式与常委会的监督权 现行宪法对于全国人大的监督权仅限于以下几项明确规定：第一是第62条第2项的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二是改变或者撤销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三是第63条的罢免中央国家机关的组成人员，第四是第65条第3款的罢免常委会组成人员，第五是听取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第一，设立宪法委员会，加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性监督。

而常委会人数少，且多为专职，经常性集会是有可能的。〔48〕 夏莉娜：王汉斌回忆法制委员会与法工委建立的前后，《中国人大》2009年2月10日。

1960年到1964年，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国务院实施第三次较大机构改革。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最高地位。

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所以，在国家体制层面上，有必要探讨并慎密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议制，以平衡人大的民主性与有效性价值，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的人大体制。例如，有学者曾就刑法的立法解释问题指出： 原本由代表人民的三千多名代表制定的刑法，后来由其中的一部分人决定其含义。（一）组织建设的决定权 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大会和常委会共享着诸多的决定权，主要体现在组织建设的决定权、人事的决定权、财政的决定权、军事的决定权等，但仍有一定的分工。

经过调整，国务院部委减少8个，直属机构减少5个。例如，在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草案中是否要给常委会制定法令的权力附加限制时，李维汉、董必武、邓小平等人均着重强调了大会在常务委员会之上的特质。

但后来反右斗争来了，事情就搁了下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听取这类工作报告24个，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听取40个。

〔49〕但或许是因为新中国一直施行一院制，这一建议最终未能为1982年宪法采纳。2．权限不清：宪法解释虚置 应当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膨胀，这与宪法文本自身的不足是分不开的。